我国有文字可考的翻译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刘向《说苑 · 善说》里记载的《越人歌》，距今已二千余年。西方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笔译活动则可追溯到公元前大约 250 年罗马人里维乌斯 · 安德罗尼柯 (Livius Andronicus, 前 284?-204) 用拉丁文翻译的荷马史诗《奥德赛》，距今更是有二千二百多年。可以说，不论是中国或是西方，翻译的历史都相当悠久。 我国的笔译传统虽然起始于《说苑 · 善说》里记载的《越人歌》，但《越人歌》只是一个孤立的翻译活动，它并没有触发一场大规模的翻译运动。我国翻译历史上第一个高潮即佛经翻译的高潮，一直到西域高僧安世高于公元 148 年来洛阳之后才开始形成。

    而在西方，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用拉丁文翻译的荷马史诗《奥德赛》，却成了西方翻译史上第一大高潮的先导。因为，自安德罗尼柯开创西方文学翻译的先河之后，一大批与安德罗尼柯同时代或随后的罗马诗人、戏剧家、哲学家、修辞学家都投身到了翻译，如饥似渴地把大量希腊史诗、戏剧等文学典籍翻译介绍给罗马读者，从而在罗马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希腊文化、文学热。

    这些早期翻译家中包括与安德罗尼柯齐名而被共同誉为 “ 开创罗马文学三巨头 ” 的涅维乌斯 (Naevius, 前 270-200) 与恩尼乌斯（ Ennius ，前 254?-184 ），以及其他文学翻译大师如普劳图斯（ Plautus, 前 239?-169 ）、泰伦斯（ Terence, 前 190?-159 ）、西赛罗（ Cicero, 前 106 － 43 ）、卡图鲁斯（ Catullus,84?-54? ）等等。在翻译理论方面，中国第一篇谈论翻译的文字是三国时期佛经翻译大师支谦的《法句经序》，约作于 224 年；西方最早的翻译论文，首推罗马时期翻译家、修辞学家西赛罗的《论演说家》（ Deoratore ）、《论最优秀的演说家》（ Deoptimo genere oratorum ）和《论善与恶之定义》（ De finibus bonorum et malorum ），分别作于公元前 55 、 46 以及 45-44 年。中西相比，无论就翻译实践或翻译理论而言，西方翻译传统的起源，都先于中国翻译传统二百多年。

    当然，在翻译的历史长河中，二百多年算不了什么，某个传统比另一个传统长二百年或短二百年，也并不等于某个传统就一定比另一个传统 “ 先进 ” 或 “ 落后 ” 。然而，它却能说明，在中西方各自文化的历史发展中，西方文化比华夏文化更早地得益于翻译文化的开发与发展。正如西方翻译史学家凯利（ Louis Kelly ）所说，古罗马时期以来西方文化的发展，首先应当归功于翻译，因为没有翻译就没有古希腊文化在罗马土壤上的发扬光大，进而也就没有后世欧洲各独立民族文化的充实与发展。以上史实同时也表明，作为两大世界级体系，中西翻译传统有着互为独立的发展时间和路线。